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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先_科普没那么简单
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展览楼的二层,有一个面积800余平方米植物专题常设展览——《植物世界》,内容包括早期植物演化、植物功能和植物景观三大主题。这个展览运用了先进的科学仪器,现代的声、光、电和多媒体技术,将植物学知识巧妙地融合在植物景观、动画、科学实验和游戏中。这个展览内容的主创人员就是本次记者的采访对象——北京自然博物馆科学研究部副主任徐景先。
等闲插柳柳成荫
虽然多年来一直从事植物演化与环境演变方面的研究工作,但徐景先最初在上大学时,学的却是林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森林。之所以走上植物研究这条路,还得从1997年报考研究生说起。
彼时,考研究生对于大学毕业的学生来说并不像现在那么热,报考的人数也不是很多。“我们上一届林学专业的毕业生中只有两个人报考研究生,而在我们这届的学生中,也只有7个人报考,我当时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徐景先回忆说。尽管并没有报以太大的希望,但最终徐景先还是成功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生,成为当年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林学专业仅有的3名考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中的一员。5年的硕博连读后,徐景先继续向金字塔的顶端迈进。2002年,徐景先又来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博士后工作站继续深造。
“那个时候,我主要研究的是云南地区新生代植物,研究的对象以植物化石为主,所以经常要去云南采集实验样品。因为植物化石埋藏在地下,所以我们去的地方,都是煤矿和裸露的岩石地层,没有太多的植物。云南海拔高,紫外线特别强,十几天下来,脖子和手背常常都被晒暴皮。而且云南雨水多,路不好走,在山里一遇到下雨天,经常集体下车,在泥泞的路上推车前进。遇到大雨,山体滑坡公路被堵,也是常见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在去景洪的路上遇到了山体滑坡,我们在路上整整堵了一天,第二天一大早赶到景洪机场,已是满身泥泞,疲惫不堪,那样子非常狼狈。”当时的情景,徐景先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植物化石的采集、运输以及在实验室里研究,每一个环节虽然都很辛苦,但徐景先却也乐在其中。徐景先告诉记者,当时他的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野外采集植物化石标本,在实验室里提取那个时代植物形态和结构的相关信息,分类鉴定植物种类,根据植物的组成进一步探讨当地过去的植被组成和环境特征,通过与现代植物和环境的对比,分析地区植物和环境的演化过程,为未来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理论数据。
“在实验室里做试验,加班加点是常见的事情,一般晚上都要到11点多才休息,而且周末也要继续工作,有时实验结果不好,还要通宵达旦的工作”,“但当你的研究成果变成了一篇篇科研论文,印刷成一排排黑色的文字,发表在专业学术期刊上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从心里发出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每到这个时候心里感到很满足、很幸福。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才能证明你的科研工作,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和接受,以前所有的付出和辛苦都已经不值得一提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徐景先对植物化石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了,研究成果也自然而然地越来越多。
科普工作初体验
2004年结束博士后研究后,徐景先来到了北京自然博物馆,在继续进行科研工作的同时,科普工作也成了他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刚刚来到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时候,徐景先也和很多人一样,认为科普工作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他渐渐改变了最初的认识。
2005年,北京自然博物馆获准了一个科普展览项目,要将原来旧的植物常设展览改造,重现制作。这样大型展览的制作对于博物馆来说不是经常的事情,常常是需要很长时间周密的策划和设计,而这次任务来得很急,要求在一个月时间内完成展览内容的撰写和形式设计,这样才能赶上项目的招标,否则项目将会夭折。
由于是植物学科的展览,毫无疑问将由植物学研究室来完成,当时的植物学研究室也是由几位刚刚来馆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组成,不要说制作大型展览,就是小型展览也没做过,毫无经验可谈。“回想起当时领导下达任务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茫然,之前从来没考虑过这件事情,面对这样大型的展览,真的不知道从何处着手,怎样去操作?”徐景先这个时候刚刚被任命为植物学研究室的主任,他必须负责尽快组织团队,完成展览结构的策划和展览大纲的撰写,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徐景先说:“当时虽然是困难重重,但馆长已经对我们下了死命令,能干也得干,不能干也得干,这项工作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次很大的挑战。”接下来徐景先便开始组建制作团队,和研究室的各位同事多次沟通讨论,制定展览的框架和结构,大家分头去准备相关内容,同时他又和单位的设计人员沟通讨论展览形式设计的问题,就这样一项一项工作的落实,紧锣密鼓,井然有序。终于在整个团队人员加班加点工作了20余天后,一摞厚厚的展览大纲和一本精彩的形式设计图呈现在了领导的办公桌上,最终保证了项目招标的顺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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