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校合与家校信任的建立.docx

家校合作与家校信任的建立 何瑞珠（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 《教育学报》．2008 年夏、冬．第 36 卷．第 1?2 期 摘 要 无论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或人类学，信任关系的建立都是个愈来愈重要的研究课题（Coleman, 1990; Delhey Newton, 2003; Huang, 2003; Newton, 2004; Putnam, 1993, 2000）。在教育上，对学校改进及改革而言，建立信任关系既是手段，亦是目的（Brown, 1998; Bryk Schneider, 2002; Meier, 2002; Moye, Henkin, Egley, 2005）。尤其在现行权力下放、私营化、问责制及学券制等教育改革浪潮下，不少教育改革者提倡通过家校合作，提高学生、家长及教师的互信，从而改善学习气氛及学校效能（Adams Christenson, 1998, 2000; Epstein, 1990）。本文尝试厘清教师与家长及学生的信任关系的本质，探讨家校合作与家校信任的关系，并分析家校合作与家校信任对学校效能的可能影响。 　 近年有关「家长参与」的国际研究指出，家校双方的互相尊重、互信与联系对促进学校效能极为重要（Adams Christenson,1998; Bryk Schneider, 200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7）。在香港，师训与师资咨询委员会（2007）订出的「教师专业能力理念架构」亦有提及与家长建立互信的重要性。究竟家庭与学校双方能否建立信任关系？在华人教育传统下，学校与家庭有明确的分工，彼此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历来似乎都相安无事，近年推动的家长参与对信任关系的建立有没有影响呢？而家校合作与家校信任对学校的教学效能又有没有帮助呢？ 文献回顾 Tschannen-Moran（2001）界定「信任」（trust）为对另一人的善意（benevolence）、诚实（honesty）、开放（openness）、可靠（reliability）及能力（competency）的信心。在学校里，「信任」是组织运作的「润滑剂」；在具备信任关系的组织，人们毋须浪费精力于互相猜忌之中，能全情投入组织的工作。「信任」亦是人际关系的「凝聚剂」，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及关怀，使他们不单要完成更且要做好某项工作，而人在工作当中亦得以成长。Tschannen-Moran认为「信任」并非自然产生而是需要刻意经营的。身为教育领导者，校长及教师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学校成员（包括教师、家长、学生）之间的互信关系。 就信任关系的发展过程而言，Rempel, Holmes, Zanna（1985）提出三个层次：（1）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以个体行为为基准；（2）可靠性（dependability）──以个体个人属性（attribute）为基准；（3）可信赖性（faith）──以个体信念（belief）为基准。第三个层次超越个体行为及属性，正如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一样，只要对方有需要，便会委身协助。Rotter（1980）认为「信任」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某一个体对另一个体的承诺及可信靠的程度。Holmes Rempel（1989）采用一个更广泛且功能性的定义，提出「信任」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能有助达至正面成果。教育界的学者特别指出，在学校内要建立家校互信，必须透过家长、教师及校长持久而非短暂的合作，而且互信关系对和谐的学校要具有自足价值，同时亦有助促进学生的持续成长（Adams Christenson, 1998; Weiss Edwards, 1992）。 Adams Christenson（1998）曾在美国进行家校信任程度的研究，调查了132名家长及152名教师，结果显示家长对学校的信任程度与家校合作活动的参与有关。他们指出，信任程度愈高的家长，更多参与学校各项的家长活动。Adams Christenson（2000）后来再在6所学校进行相似研究，总共调查了1,234名家长及303名教师，而研究的级别由幼儿教育、小学以至中学阶段。他们进一步发现：家长及教师在幼小学段的信任程度均比中学为高；家长对教师的信任程度比教师对家长的信任程度为高；教师对家长的信任程度与级别无显著关系，但家长的信任程度随年级增加而降低；信任程度与家校沟通的关系最大，可见正面的沟通对建立双方的信任关系至为重要。就香港而言，在现存一般学校的环境下，家长与学校双方的接触机会不多，互信的基础较薄弱（何瑞珠，2002；Ng, 1999）。双方必须及早以「正面」接触为起点，让大家对对方有良好的印象，这样才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