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花谱例.doc

杜鹃花谱例 江西兴国山歌音调 杜鹃花呀，杜鹃花呀， 花开满坡满山洼呀。 心似火焰红彤彤啊， 身似白玉玉无瑕。 杜鹃花呀，杜鹃花呀， 默默无言吐春啊。 风风雨雨压不倒啊， 清香万里送天涯啊。 杜鹃花呀，杜鹃花呀， 清香万里送天涯啊。 著名音乐评论家居其宏在《对1995一1997年间的评论》·文中，谈到“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实现了‘歌剧的音乐性’、‘音乐的戏剧性’，首先不在于是否一唱到底，是否用音乐铺满全剧或是否用了多种音乐手段和音乐形式，而是看这切是否有效地为戏剧的展开服务，是否通过音乐手段推进了情节发展，解释了戏剧冲突，抒发了人物情感并在展开戏剧的过程中展示了音乐艺术形式自身的戏剧性魅力。”〔2〕居其宏:《当代歌剧音乐剧创作的几个问题—在文化部“全国重点剧目创作会议”上的发言》，《人民音乐》1999年第10期，第2页 万里春色满家园》开头的“我走，我走。不犹豫不悲叹。”，虽然仅仅简单的几个字，却包含了很长的拖腔和主人公玉梅留恋、热爱生活又不得不离去的悲壮情感。我在音乐会上演唱的时候也试图通过声音来体现这样一种情绪，总想着把它唱得悲壮些。歌唱家彭丽媛在 演出民族歌剧《党的女儿》中塑造女主角玉梅时，在声音上采用了混合声同时在一个角色上体现的方式，刚、柔、强、弱，虚、实、明、暗，，运用得自如而协调，与田玉梅的刚强性格和感情变化结合得很紧密，使之刚中有柔，虚中有实 歌唱家彭丽媛在演唱此处时真正做到了字正腔圆，清晰、圆润，亲切激动有余又不失灵巧从容，成功塑造了一位英雄母亲在临终时给自己女儿憧憬美好明天的大义凛然。这种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对作品的把握，对声音的恰到好处的运用民族歌剧主要英雄人物的 “绝唱唱段”中，“崇高”还不仅是对“死”的“超越”，而且还在于英雄人物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对革命事业的“展望” ③ 。如 《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五洲人民齐欢 笑》、《万里春色满家园》等唱段，都表达了“只有解放全 人类最后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远大理想和崇高境 界。这种“展望”无疑也是一种“崇高”，并且，这种基于 “展望”的“崇高”，与基于对“死”的“超越”的“崇高” 又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中国民族歌剧的悲剧性，既源 于主要英雄人物的“死”，又来自这种基于这种“死”的 “崇高”。 是悲剧”给人的快感或美感，“悲剧”的艺术魅力都来自“悲剧”本身给人的那种“怜悯与恐惧”。这样一种基于“死亡”的“悲剧”审美文化心理在 20 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文艺创作广泛存在。中国民族歌剧的悲剧性，正是这一审美文化心理的一种体现。尽管中国民族歌剧中没有一部是“悲剧”，但其悲剧性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为，人们在观看这些剧目时同样也会因为女性英雄人物的“死亡”而感到“恐惧”和“怜悯”，于是便有了一种 基于“死亡”的悲剧审美心理，这些歌剧也就呈现出了一种“悲剧”的美；进而，这些歌剧也就获得了一种基于“死亡”之悲剧性的艺术魅力。但更重要的是，人们还获得了一种基于“死亡”的“崇高感”，一种对“生命”和“死亡”的“无惧”，对“生”“死”的“超越”，一种基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超越感”，从而那种基于“死亡”之“恐惧”的悲剧性得以加强和升华。这也是民族歌剧之艺术魅力之所在。总之，正是这种基于“生”“死”二元对立的悲剧性，作为一种基于“悲剧”的审美特征，作为一种与“崇高”密切相关的审美特征，使中国民族歌剧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设置“生”“死”二元对立，进而选择“死”，变“二元对立”为“对立统一”，最终获得一种基于“悲剧”的美感，可以说是一种“造剧模式”。但这种模式也值得反思和修正。这就需要在创作中歌颂“生”的可贵和伟大，强调“死”的难以避免，从而建立“生”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进而使文艺作品的悲剧性及其艺术魅力，不但从“崇高”中获得，而且还从“死亡”的审美意义中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