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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治随想录》的心得体会

一、关于“法律与道德冲突与联系”的启示

近代以来出现了封建社会道德与法律不分的现象。封建社会传统的道德是以儒家传统价值为核心的，儒家学派主张人生来是心地纯良的，通过自身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成为圣贤之人，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靠自身的内在修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就能实现管理社会、治理社会的目的。但这乌托邦式的美好憧憬却与法治背道而驰，儒家学派的，思想忽略了人性恶的一面，而法治就是为杜绝人性之恶的问题上产生的，法治通过制定有效的防范机制来规制人性恶的一面出现，因而在作者看来现代法治必须否定传统的泛道德主义我是成赞同的观点，因为现代法治是以法律至上为原则，而传统的泛道德主义是指以道德价值化约束其他文化的活动，使之沦为表达道德的工具。

其次，我们所说的是抛弃传统的泛道德主义的思想，而不是绝对的排除道德，法律中需要道德。道德是法律的理论基础、价值基础，道德可以弥补法律的漏洞，而书中谈到现在有许多人把道德和法律截然分开，认为道德是靠思想来约束，而法律只是靠行动来惩罚违法犯罪行为，但对法律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判断一个人的犯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要考量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区分故意或过失，两种心理状态下实施行为的人最后的量刑也是有区别的。

最后，我们也不能全权否定儒家学派的全部命题，儒家思想与我们现代法治还是有很多契合之处的。比如书中谈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儒家德主刑辅的观念契合；民事诉讼法中的调解制度与儒家和谐、中腐的思想契合，此外我还发现儒家学派所主张的“民为社会的根本，君主由民而生”的观点与现代法治在追求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有契合之处。中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把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而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和精神文明。因此我们要正确看待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对于一些泛道德主义的儒家文化我们要坚决抵制，而对于那些与我们现代法治精神有契合之处的儒家文化资源要合理利用和借鉴，这样才能更好的推进中国法治化建设的进程。

二、关于“政治与法律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启示

这本书论述到的法律与政治的对立统一关系让我了解到法律与政治有时是密切联系的，有时又是互相分离独立存在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没有法律的政治是危险的政治，是缺乏理性的政治。法律与政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就政治对法律的作用而言，法的产生和实施都与一定的政治活动有关，指定的法律要得到政治的认可才能生效，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律的内容或价值追求的发展变化。同时，法律对政治也发生了影响，具体表现为促进的作用和规范的作用。促进的作用表现在，政治诉求借助法律使其具有合法化，从而使统治者的意志得到贯彻和实现。规范作用表现为已经制定好的法律不能随着政治意愿而随意修改，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这也间接印证了依法治国就是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我们必须保障，在政治上依规治党，在法律上依法治国，两者要形成有机统一体，就像作者所说的政治是以权力为核心，法律是以权利为核心。为了防止权力的腐败损害权利，我们必须在保持党要自身廉洁性的同时，也要保证使各项法律法规落在实处，切实保障公民、法人、社会组织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三、关于“法律文化比较”的启示

当前，中国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多种文化并存，这也就使得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政党文化、西方文化、宗教文化。在作者把这些文化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像“公民权利意识薄弱”、“司法审判重实体轻程序”、“政党文化与法律文化的混淆”等一些当代社会现存的、悬而未决的法治问题。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权利”意识的薄弱

在中国法制化进程中，在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形成中国法律文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其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其中发挥着潜在作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的法律文化。它向来忽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因而导致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非常淡薄。尤其对与人权即人之为人所具有的权利的这一常识出现严重错误。而人权理论最早是由西方国家以“天赋人权”的形式提出的，直接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特权的一个武器，因而西方的法治很早开始主张个人权利，而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很多年，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法律文化是重义务、轻权利的，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当中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不被当作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家族和国家的利益是至高无上，个人只是为实现和维护家族和国家利益的工具，封建社会严重忽视了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生存权和发展权却是首要的人权，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他人权就无从谈起，故言论自由权、平等权、行动权更无从谈起。因此，中国当前最主要的法律任务就是要结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