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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中国文化的局外人

加缪在中国的精神之旅

阿尔贝·加缪（1913－1960）的中国之旅始于上世纪80年代。

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出版汉语本《鼠疫》（“外国文艺丛

书”），由顾方济等人翻译，他的另一部小说杰作《局外人》，则在

第二年现身于袁可嘉等人编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

版社），就此引发西方现代文学的启蒙浪潮。虽然身染“鼠疫”的

“局外人”的荒谬表情，与对未来充满“新启蒙”幻想的中国知识分

子格格不入，但人们仍然宽容地接纳了加缪，把他视为垄断资本主义

时代的伟大哲人和批评家。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不仅成

为社会主义学者自我陶醉的文学依据，也为荒诞主义美学渗透中国文

学，开辟了微妙的感性道路。

然而，加缪最重要的思想著述《西西弗的神话》却姗姗来迟，直

到1986年才由杜小真译出，并于1987年由三联书店以“新知文库丛

书”的形式出版。这个甘阳主编的小型“文库”，计有十种小册子，

32开本，只有787×96毫米大小，模样简陋而又寒伧，其中包括弗洛

姆的《弗洛伊德的使命》，但大多数文本如今都已遭到遗忘，惟有

《西西弗的神话》闪烁着微弱而持久的光泽，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家

竞相模仿的话语范本。

加缪的另外两种思想文献《反与正》和《反叛者》，被收集在一

本叫做《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的文集里，由上

海三联书店以“猫头鹰文库”的名义出版，加上先前出版的《西西弗

的神话》，加缪的重要思想文献，已完成了在中国境内的早期开发。

《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是加缪译介活动

的一个休止符，此后是一个漫长的文化严冬。加缪和其他西方作家遭

到了迅速的遗忘，正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复兴浪潮被蓄意悬置

一样。直到新世纪降临，加缪才被重新解冻，从长达十多年的休眠中

苏醒过来。世纪末的1999年，译林出版社推出《加缪文集》，显示出

存在主义实施局部突围的迹象。该书由郭宏安、袁莉、周小珊、顾方

济和徐志仁等联合翻译，保留了小说的未完成形式，企图向我们传递

作者意外死亡所留下的空白，以及隐藏在这种空白里的无言的惊骇。

悄无声息，却可以视为加缪在中国获得重生的信号，由此开启了加缪

译介的第三阶段。

2000年，译林出版社再版了由顾方济、徐志仁和郭宏安翻译的

《鼠疫，局外人》；此后，广西师大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分别再版了

杜小真译的《西西弗的神话》；2003年10月，陕西师大出版社又推

出插图本《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在杜小真的

译本基础上增加插图，以期迎合视觉时代的读图渴望。在这股细小的

再版旋风里，加缪的幽灵说出了旧日的絮语。

这个阶段的真正突破，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02年推出的4卷本

《加缪全集》，由柳鸣九和沈志明主编，该书的出版显然得到了法国

文化机构的资助，它按加里玛出版社的“七星丛书”版编辑，不仅重

译了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还翻译了他的全部剧作和政论、

文论等散文作品，译者是李玉民、丁世中等。这是加缪译介运动的高

潮，获得了学术界的良好评价。从1980年到2002年，经过长达23

年的漫长时间，加缪的孤寂灵魂，终于完成了缓慢的远东旅程。

中国作家的加缪崇拜

人们热衷于把加缪与萨特相提并论，称其为存在主义的两大思想

导师。当加缪在埃菲尔铁塔下突遇车祸死去后，萨特的情人西蒙·波伏

瓦在巴黎的围墙下通宵徘徊，悲痛得难以入眠，但萨特却公开表露出

对加缪的轻蔑，认为加缪不过是一个文体家而已。这一方面暴露出萨

特的狭隘性格，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加缪对于文学的卓越贡献———他

完成了现代法语的伟大书写，并且因为这种书写而提升了法语的魅力。

不仅如此，还因为杜小真这样的杰出译者，加缪话语的魅力获得了微

妙的传达，并对现代汉语的建构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

译者的贡献有时甚至可以与原作者并驾齐驱。除了杜小真翻译的加缪

文论，其他对中国外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分别是王央乐翻译的

《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1985年版）和马尔克斯《百年孤

独》（有多种译本）等等。这些杰出的译本，构成了中国先锋文学自

我进化的范本。

加缪—杜小真语体首先影响了先锋小说家的书写。李劼在《中国

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一文中指出，“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

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

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