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对杜甫诗风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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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巴蜀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它对中华文化与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上与巴蜀文化发生关系的作家与诗人，其作品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杜甫长期寓居巴蜀，巴蜀文化对其诗歌创作有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影响。就杜甫巴蜀诗的研究而言，分类研究较多，宏观研究较少，因此，从巴蜀文化的角度研究杜甫的巴蜀诗是十分必要的。杜甫的巴蜀诗呈现出主题的多重性、内容和情感的丰富性、深刻性，因此，本文选择“空间”一词来展示杜甫巴蜀诗的诗意的丰富性、深刻性以及它的立体多面。杜甫巴蜀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更臻于完美，它突出地表现了杜诗地负海涵、千汇万状的艺术特征，可以说，巴蜀文化最终成就了诗圣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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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是以长江、黄河为主体的江源文化辐射并吸收、吸纳周围区域的其他文化而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长江文化是由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楚湘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构成。巴蜀文化圈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七大文化圈之一，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相当特殊。巴蜀文化历史悠久、自成体系，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表现形式的延续性。从人类起源的巫山人与资阳人，一直到文明的诞生，巴蜀经历了独特的灰陶文化时代、石器文化时代、玉器文化时代和青铜文化时代，从成都宝墩文化的初期城市文明，到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的殷商西周文化，再到战国时期的开明王氏，以及传说中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勾勒出巴蜀文化产生、发展的大体轮廓，印证了巴蜀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和表现形式的延续性，并十分有力地证明成都平原是当时长江上游古文明发展的中心。

历史悠久、自成体系的巴蜀文化必然在整个中华文化的演进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特殊作用。关于这一点，杨义先生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西南少数民族》一文中作了精辟的论述，他十分生动、形象地将巴蜀视为中华文化南北推移过程中起特殊作用的一个“太极眼”。他说，“既然讲‘太极推移’，就有必要寻找‘太极眼’何在。‘太极眼’的位置非常关键，乃是太极推移采取何种方式、以及推移的成败利钝的具有决定价值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南北太极推移的过程中，偏于西部的巴蜀以及偏在东部的太湖流域，发挥了特殊的关键作用。显然，巴蜀可以看作一个‘太极眼’当然不会太离谱。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形成文化共同体的2000余年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哪个实力强大的政治体拥有巴蜀，就很容易成为‘大一统’的主导力量。”正是因为这个“太极眼”的特殊地位，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巴蜀的治理与开发，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移民，《汉书·萧何曹参传》:“秦之迁民皆居蜀”，《华阳国志·蜀志》:“秦惠王、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汉唐之际巴蜀人口的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移民，诸葛亮劝刘备攻取巴蜀，大量人才与民户入蜀，其实也是移民，明清之际的“湖广填四川”同样是大规模的移民。移民政策客观上推动了巴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班固《两都赋》说“郊野之富，号曰近蜀”，诸葛亮直接以“天府之土”称誉巴蜀，常璩《华阳国志》称巴蜀“陆海”、“天府”，陈子昂《上蜀川军事》“伏以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卷二百十一。大约在东汉时期，巴蜀的经济实力已超过关中，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宋代亦居全国之首，“侈繁巨丽，遂甲于天下”，元代的成都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国际化大都市，明清时期的经济亦位居全国前列。历代统治者占据巴蜀，不断培植国力，利用地理优势，最终统一天下，秦朝、汉朝、晋朝、隋朝统一中国都出现过这种相似的情形，历史一再证明，占有巴蜀，就占有先机。

巴蜀，在政治版图上是如此，在文化与文学版图上更是如此。鲁迅说“中国的根抵全在道教”，而道教又是张陵以古蜀仙道文化为基础创立的。这里至少透露两个信息，一是道教与巴蜀文化关系甚密，一是巴蜀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古蜀仙道文化起源于古蜀始祖蚕丛、柏灌、鱼凫的原始时期(Protohistory)，比道源还早一千多年。巴蜀文化重“仙”，我们可以从蜀王仙化的传说、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得到有力证实。蚕丛、柏灌、鱼凫“皆得仙道”，望帝化为杜鹃，开明帝上天成为天门奇兽，这些传说都展示蜀王部族羽化成仙的非凡想象力。三星堆的青铜人身鸟足像、Ⅱ号青铜树上的人面鸟身像、众多鹰头杜鹃像，特别是突出冠羽的青铜鸟，都生动地表现了“肉身能飞，其翔似鸟”的思想观念。金沙遗址玉琮上线刻羽人形象表现的是人直接化为鸟。太阳神鸟和蟾蜍金箔还展示出“日者天之魂，月者地之魄，谓之神明”的意义，人的心与体之灵同日月合为一体，产生出天人合一的神明，成为飞奔日月之仙。这些形象所体现的蜀人羽化飞仙的思想，正是古蜀仙道文化的来源。道教一分为六，六教简约为一个“道”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