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课程变革三十年课程变迁与系统重构.doc

学校课程变革三十年：课程变迁与系统重构 周彬 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我们对教育还有着诸多的不满，但教育本身的确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学校课程的变革是所有变化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不管是培养目标的转换，还是学校管理的转型，最终都要以学校课程的变化为依据。在这三十年里，学校课程不但在课程理念上有了极大的更新，在课程实践上的变化更值得关注。下面我们分别从学校学科设置、课程结构、课程权限与课程评价四个方面来审视学校课程在这三十年来的重构与变迁过程。 一、学校学科课程的设置与变化 在文革期间，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被看作是“封资修的大杂烩”，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要求下，全国各地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教育革命方案”，建国以来形成的学校课程编制、课程结构、课程实施体系与课程评价体系都被全盘否定，课程体系的支离破碎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文革后，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教育工作，他在1978年5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提倡要延长学制，还要求学校要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正是在这样的基调下，中小学课程设置走上了重构的道路。 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10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统一要求中小学学习年限各5年，从而结束了全国形式各样的学制规定；规定小学开设八门课程，包括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美术，小学三年级增设英语，小学四年级增设政治和自然常识；规定中学设置十四课程，包括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物、农基、生理卫生、体育、音乐和美术。这套课程方案是对文革前处于无序状态课程体系的全面恢复与纠正，尽管仍然有着文革的重重影子，但更重要的是显现出了未来课程尊重学科地位，看重科学知识，注重学生基础知识与基础能力的发展趋势。 1981年国家正式颁发了中小学教学计划，要求小学实行5年一贯制，开设十一门课程，把原来的政治课改为思想品德课；语文仍然是一门课程，但分列为讲读、作文与写字三个部分；增设了地理、历史与劳动。中学有5年制和6年制，都设14门课，只是把原有的农基课改成了劳动技术课，另外在6年制偏重文的重点中学中加了每周四节的选修课。这次课程体系的规范化，是在全国统一高考恢复与稳定后操作的，因此较当时的试行草案更少了文革的影响，但应试的色彩相当浓厚。但至此，中小学课程的学科设置基本定格，在后续的课程变革中，真正的变化开始转向了课程权限的再分配以及由此导致的课程类型的多样化。 二、学校课程的权利共享及结构多样化 课程制定者、课程实施者与课程学习者，都对课程的效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要让课程能够切实地促进学生发展，离不开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因此，课程效果既取决于课程技术的成熟度，也取决于课程权利在课程制定者、课程实施者与课程学习者之间的配置情况，甚至于可以说，要是没有三者的积极而又协调一致的参与，再成熟的课程技术也发挥不出它应有的功能。其实，从恢复学校课程开始，就已经关注到课程权利的配置问题，在1981年颁布的中小学教学计划中，在小学就单列了课外活动，包括科技文娱活动、体育活动、周会班队活动和自习；在高中则开始出现选修课的设置；前者给予了教师更大的课程组织权，后者给予了学生更大的课程选择权。但是，自80年代中期，课程权利的配置以及随之而来的课程类型多样化就成为课程改革中的亮点。 在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不久，原国家教委就组织人力进行义务教育教学计划的制订工作，并于1986年10月公布了《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将学制确定为五四制和六三制两种，在课程设置中五四制仍然在初中保留了选修课，还在初中增设了四节课外活动；在六三制中取消了选修课，也增加了课外活动，在课程设置中减少了学生对课程的选择权，但却通过课外活动的方式增大了学校对课程的决定权。1988年初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材委员会审查并通过了与该计划相应的各科教学大纲，更有意义的是，以义务教育教学大纲（初审稿）为依据，根据“一纲多本”的原则，组织编写了8套不同义务教育教材。于是，在这一轮的课程改革中，虽然并没有给予学校与学生多大的课程决策权，但却通过“一纲多本”的形式，给予了地方与学校的课程执行权，即选择不同版本教材的权利，这也是对教材一统天下的打破，对于唯教材至上的教学理念有着突破性的意义。 鉴于1986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及相应的教学大纲存在的问题，从1991年6月开始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修改，并于1992年8月6日由原国家教委正式颁发了《9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和与之相应的24个学科的教学大纲（试用），从1993年秋季开始在全国中小学逐步试行。在这次课程改革中，完全取消了选修课，但不管是五四制中小学还是六三制中小学，都增加了地方安排课程，除国家统